私募和股票的区别 侠骨柔情两巾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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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中国妇女运动的杰出领袖，创办女子学校、宣传先进思想，是文化战线的巾帼英雄。

她是黄埔军校的优秀女学员，前线奋勇杀敌、积极抗日救亡，是抗日战场的女中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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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光秀美，群山环抱的湘西，有一座名叫溆浦的小县城，县城依庐峰山，傍溆水。

溆浦

庐峰山又名庐山，是绵延起伏的雪峰山余脉；溆水又称双龙江，是汇入洞庭湖的沅江支流。

相传春秋战国时期的爱国诗人

屈原

，被放逐时曾经过此地，留下了《涉江》这篇著名的诗作。

1895年9月4日，在溆浦县城的一个商人家里，一个女孩呱呱落地，她就是向警予，幼年的向警予要比当时一般家庭的孩子幸运。

父亲

向瑞龄

经过多年的辛勤劳作，由一名小商贩发展成当地有名的富商，算是溆浦有头有脸的人物，他在县城开了两家大商号，一家叫“沅和祥当铺”，一家叫“大道生杂货店”。

向警予兄弟姊妹共10人，她排行第九，乳名“九九”，作为家中最小的女孩子，九九深得父母兄长的宠爱。

向瑞龄虽然是一个商人，但是却忧国忧民，深深痛恨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渴望国富民强，所以他不愿意自己的子女经商，而是希望他们求学深造，以报效祖国。

向警予有四个兄弟，先后远涉重洋留学日本：他的大哥最先考取了赴日公费留学生，在日本的早稻田大学，就读法制经济科、五哥毕业于日本京都府立医科大学、七哥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商科、弟弟毕业于日本京都千叶医学专科学校。

在家庭的影响下，向警予5岁便开始读书认字。1903年，向警予的大哥

向仙钺

在城西文昌阁创办了一所小学，向警予开始进入小学学习，在当地开创了女子入学读书的先例。

在平静的溆水边，每当清晨薄暮，向警予常常独自一个人坐在岸边崖畔，或邀几个同学聚在屋角灯下，朗读着《木兰辞》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感人事迹，激荡着向警予的情怀，花木兰成为了她心目中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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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向警予在小学堂读书的时候，赵一曼在四川宜宾县的一个小村庄里出生了。赵一曼的家庭同样比较富裕，但与向警予的家庭比起来，确是相当的封建。

她的父亲

李鸿绪

，曾经花钱捐了个监生的功名，后来自学中医，为乡里看病。

赵一曼有五个姐姐和一兄一弟，虽说家庭生活条件好，但她的童年时代并没有多少快乐，被封建礼教压迫得几乎窒息。

8岁那年，赵一曼进入私塾读书，童年时代的赵一曼聪明好学，性格比较倔强。在10岁那年，她的母亲给她缠足，她死活不干，裹上之后，她就拿剪刀给剪开。

父亲打、母亲骂都没有用，最后，赵一曼终于争得了用一双大脚走路的自由。

赵一曼的大姐夫

郑佑之

，是四川地区很有影响的革命者，也是宜宾地区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他曾经做过赵一曼的家庭教师。

他令赵一曼由衷的钦佩，她觉得他很了不起。少年时期的赵一曼在大姐夫的指导帮助下，开始阅读宣传革命的进步刊物。

为了避开家庭的阻力，他常常躲在后院青竹林，或自己的房间偷偷地读，书上的道理如雨露般地滋润着她的心田，她像一株久旱的小苗，拼命的汲取着营养和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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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一曼与封建家庭进行着抗争，渴求接受新思想时，向警予在湖南，以自己的方式，开始了“教育救国”的革命实践，努力为千千万万个像赵一曼这样的女孩子，带来一盏引路的明灯。

向警予青年时期

1916年，向警予从长沙周南女校毕业回到家乡，为了实现教育救国，和“妇女解放”的理想，她克服种种困难，办起了县立溆浦女校，并自任校长。

她为筹募经费、聘请教员与招生等事，曾跑遍四乡、耗尽心力。直到同年11月，溆浦女校才正式开学，男女兼收。

从此，湘西山乡也有了一个宣传新文化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教育阵地。

在开学典礼上，他高声向女学生宣布：“为嫁一个如意的丈夫而读书，不是我们读书的目的，我们读书的目的是要做个新国民。”向警予发现有不少女学生，仍然在受到封建礼教的毒害，裹着小脚，她非常气愤。

旧时裹小脚

就鼓励她们放脚，还亲自给她们解裹脚布，有的女学生怕放学后挨父母打骂，不敢回家。她又和老师们，一个一个地把学生送回家去，直到说服他们的父母为止。

两年后，在向警予的主持下，溆浦女校办得更加有生气了，她一面办学，一面再考虑今后的事业。

她把自己的前途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非常鄙视当时一些青年，只从一己的私利出发，计较荣辱得失，把天下大事放在脑后，她明确主张“吾辈当求真心得，做真事业”。

1918年4月中旬，一个晴朗的星期天。一群有志气、有抱负的青年，应蔡和森、毛泽东的邀约，在长沙岳麓山蔡和森家，举行了新民学会成立大会。

旧址

到会的有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罗学瓒、何树衡、罗章龙等13人，新民学会后来在斗争中，逐渐发展到七八十人，成为一只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的战斗队伍。

蔡和森的妹妹蔡畅，是向警予在周南女校时的同学，她告知了新民学会成立大会召开的消息，使向警予倍受鼓舞，她外出寻求真理，寻找出路的心情，更为迫切了。

1918年6月，她给县政府谢知事写信，表示自己打算辞去校长职务，要全力以赴地去干一番“真事业”，第二年，向警予便加入了新民学会，成为该会最早的女会员。

在新民学会中，向警予经常和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一起探讨革命问题，他们之间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向警予当时办了一个刊物，叫《女界钟》，提倡妇女解放，在长沙妇女界很受欢迎。

五四运动的时候，向警予带领女校师生上街游行示威，影响很大。驻溆浦的军队司令

周则范

，非常欣赏向警予，就到向家说媒，要娶向警予。向警予的父亲就同意了，但是向警予自己断然拒绝，她亲自跑到周则范家对他说，“以身许国，终身不婚。”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就发起了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五四时期达到了高潮，1919年12月25日，向警予和蔡和森、蔡畅等一起，在上海杨树浦码头，登上法国邮船公司的“央克莱蓬”号海船。

海上生活整整要经历两个多月，航程中，向警予和蔡和森经常在一起谈心，志同道合使他们之间产生了真挚的爱情，在船上还合写了一首诗。题名叫《向上同盟》，表示在革命的征途中，要相互勉励、共同向上。

1920年2月2日，经过漫长的旅途，他们终于到达了巴黎，向警予很早就向往这个美丽的城市，但是她此时却无心欣赏异国风光。到达巴黎之后的第二天，她便和大家一起去找华法教育会。

经过联系，向警予和蔡和森被分到离巴黎不远的蒙达尼，蔡和森进了蒙达尼男子公学；向警予、蔡畅等则进了蒙达尼女子公学，两所学校相距很近，他们每天都可以见面。留学生到国外第一个难关就是语言关，向警予和蔡和森，虽然在北京学过一些法文，但到了法国还是感到非常困难，向警予每天从早到晚苦练法语，聪明加勤奋，短短的几个月后，向警予就基本上掌握了法语。

在蒙达尼学习法文，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日子里，两人之间的爱情更加深厚了。当时，在一般中国人眼里，男女之间自由恋爱，被看作是伤风败俗的事情。向警予和蔡和森，却毫无顾虑地公开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用自由恋爱的实际行动冲破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牢笼。

1920年5月，向警予与蔡和森在法国蒙达尼结婚，在学校的一间木板平房里，举行了一个简单而又有意义的婚礼。婚后，他们给国内亲人寄得一张结婚照片上，两人肩并肩的坐着，共同捧着一本打开的《资本论》，展示着他们的结合，是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

照片寄到湖南，毛泽东极为高兴，于1920年11月26日致信说：“以资本主义做基础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绝对要不得的事，在理论上是以法律保护最不合理的强奸，而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向、蔡已经打破了‘怕’实行不要婚姻，我们正好奉向、蔡做首领，组成一个‘拒婚同盟’。”这里讲的“拒婚”是指反对旧式的婚姻，追求自由的爱情结合。

在五四运动之后，国内到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近2000人，不久，由于法国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北洋政府停发生活费，留学生遭遇极大的困难。1921年2月28日，400多名勤工俭学的学生包围了中国驻法公使馆，驻法公使被迫借款维持勤工俭学学生的生活，向警予是这次运动的带头人之一。

此时，中国政府用庚子赔款，在里昂建造了一所中法大学，但校长

吴稚晖

却不准勤工俭学学生，进入该校学习；而另外从国内招收达官贵人的子弟，这引起了全体勤工俭学学生的公愤，爆发了震动一时的勤工俭学学生，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向警予奋不顾身、废寝忘食的参加职员和联络的工作。

然而，这次事件失败了，蔡和森等100多人被武力遣送回国。1921年12月22日，向警予也启程返回国内。

第二年年初回到上海，不久，她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最早的女党员之一。

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蔡、向两人都出席了大会，蔡和森当选为中央委员，大会还决定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创立妇女部。向警予为当选的第一个女中央委员，并担任党中央妇女部的第一任部长，此时，她刚刚生下女儿3个月，为了更好地投身工作，向警予把女儿送到长沙蔡家哺养。

在上海，向警予撰写了大量论述妇女解放的文章，还担任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后来的三四年中，中共中央关于妇女运动的一切指导性文件，大多数都是她的提议。可以说从此时起，中国妇女运动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

4

也正是在此期间，向警予主编的《妇女周报》，给远在四川的赵一曼插上了自由的翅膀，并最终冲破了封建家庭的牢笼。

为了进一步探索解放妇女、解放自己的道路，赵一曼在姐夫郑佑之的具体指导下，和二姐李坤杰一起联络，集聚了附近的30多名妇女，于1925年4月成立了“宜宾县白花场妇女解放同盟会”。

同盟会刚成立半年，会员就发展到180多人，白花场附近的乡村纷纷要求成立分会，一时间，宜宾县白花厂一带，同盟会领导的乡村妇女解放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

哪里有压迫妇女的行为，哪里就有“妇女解放同盟会”为其评理，妇女们遇上封建礼教压迫之时，也主动请同盟会主持公道，白花场妇女们反抗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等的勇气与日俱增。

赵一曼参与和领导的“妇女解放同盟会”的活动，引起了李家家族的震惊，族中就有人骂她败坏门风，责令赵一曼的大哥

李席儒

严加管教，他大哥管教的方法就是把她赶紧嫁出去，赵一曼的办法更绝。

她采来一束藿麻，见到登门提亲的媒婆，便举起藿麻说：“哪个要你来管我的事？你敢进门，我就用这个收拾你。”那些媒婆就不敢登门提亲。

1926年春节后，受到向警予《妇女周报》帮助和启发的赵一曼，在大姐夫郑佑之、二姐李坤杰的帮助下，终于冲出了封建家庭，从家乡白花场来到宜宾县城，顺利的考入宜宾女中，圆了外出读书求学的梦。

赵一曼从来没有上过正规学校学习，只是在家读了几年私塾，入学之后，她的数学、英文比起其他同学来都很差，再加上她又是从乡下来的，年纪又大，班里有些同学瞧不起她，甚至在背后讥讽她。但赵一曼心胸开阔，从来不计较这些，日子久了，同学们也就愿意与她接触，也很信任她。在学校学生会成立大会上，她就被学生推举为学生会常委兼交际股长，以后又被选为宜宾县学联常委，成为宜宾地区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在女中读书期间，风起云涌的大革命席卷了长江两岸，中国发生的事情让赵一曼看到了争自由、争女权的斗争必须融入反帝反封建的浪潮。没有民族的自由，就没有真正的自由，没有国家的独立，就没有人格的独立，赵一曼以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领袖的身份，始终活跃在宜宾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前线。

1926年夏天，宜宾开始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赵一曼虽然不够年龄，但是政治上成熟，又担任着宜宾团地委的妇女委员会职务，提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随着北伐革命军的节节胜利，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宜宾县党部成立，赵一曼又担任起了国民党左派县党部第一届妇女部代理部长。

19227年1月，经组织推荐，赵一曼正式考入设在武昌的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成立后，开办了女生队，领队罗瑞卿。这是黄埔军校史上唯一的一期女生，被列为黄埔军校第6期，造就了中国现代第一代女军官，在黄埔军校女生队的半年多时间里，是赵一曼人生道路上一段不平常的历程。

赵一曼原名叫李坤泰，学名叫李淑宁，赵一曼这个名字是他后来参加东北抗联时的化名，所以他是以“李淑宁”的名字进入军校学习的。

被编在政治女生队，这些女生出生年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差别很大，有的是在校大学生、相当一部分是中学生、有的已经当了母亲，有的还缠过足，特点不一，但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敢于冲破封建的藩篱，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中。

在军校里，赵一曼曾经对同学谈起自己的志向，就说：“我不是学了出来，想当什么官，而是想学点军事，那些军阀王八蛋想骑在人民头上，我就拿起枪杆子跟他们斗。”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纪律严格，生活节奏非常紧张，早上军号一响，马上起床穿衣梳洗，将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像个豆腐块，摆在木板床正中央。

10分钟一切要收拾完毕，然后进行操练军事训练课，有步兵操典射击训练，还到蛇山进行实地军事演习等，赵一曼和全体女生一起进行严格的训练，和男生做一样多的工作，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经过刻苦磨练，赵一曼成为黄埔女生中最出名的优秀学员，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女军事人才之一。

1927年9月，赵一曼受党组织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学习，与8年前赴法的向警予惊人相似的是，赵一曼同样在旅程中，在异国收获了甜蜜的爱情。

在去苏联的轮船上，赵一曼发现有个男同学，经常在默默的注视着她，这个青年的影子深深的印在她心头。后来赵一曼才知道他叫陈达邦，同样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学员。

在中山大学，这一对理想一致的年轻人，情缘相投、一见如故。陈达邦交给了赵一曼许多新鲜的事物，而赵一曼也渐渐对陈达邦萌生了爱意，两个人就这样因革命而结合。

5

1925年10月，向警予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这个大学是“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联政府专门为国内少数民族和东方亚洲各国培养干部的一所新型学校。在东方大学内分为中国班、日本班、朝鲜班、蒙古班、印度班、越南班，后来还办了一个中国工人班。

莫斯科东方大学旧址

到中国班学习的第一批中国学员，是在1921年去的。这批学员中有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人。向警予在这里学习了一年多，1927年3月，她从莫斯科回国，投身于党领导的大革命的洪流之中。

在回武汉的途中，向警予顺道回长沙探望婆婆和孩子们，婆婆葛老夫人张罗着一家人去照相馆拍一张全家福。在这张照片上，向警予的小儿子蔡博，很不自然地贴在妈妈前面。因为相聚的机会太少，短短三四天后，向警予就匆匆地走了。

左边为蔡博

分手时，向警予给两个孩子每人买了一个大柚子。他们抱着柚子，目送着妈妈跟几个人挤上了一列满载士兵的火车，向警予从车厢上部开着的小窗口伸出胳膊，挥手向孩子们告别。这是孩子们和妈妈见的最后一面。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赵一曼提前从黄埔军校结业。被派往海外求学，继续对革命事业的追寻。而三个月之后，汪精卫发动的“七一五”事变。背叛革命，向警予被迫继续留在白色恐怖的武汉，坚持地下斗争。

向警予在环境险恶的武汉坚持工作，她经常深入到工人们中间，教育和鼓舞革命群众，并接受省委的指示，担任了党的秘密刊物《长江》的主编，由于斗争环境的严峻，暗探开始注意她了。

有的同志考虑她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在严重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武汉太危险，劝她离开武汉到上海去。向警予说：“武汉三镇是我党重要的据点，许多重要负责同志牺牲了。我一离开，就是说我党在武汉失败了，这是对敌人的示弱，我绝不能离开！”

向警予是被叛徒宋若林出卖的，这个人最先出卖了夏明翰，导致夏明翰被害。3月20日，宋若林又带着一群法国巡捕房的密探和伪武汉卫戍司令部稽查，逮捕了向警予。

向警予武汉故居

向警予被捕后，反动派欣喜若狂，当时的报刊几乎天天都作为头条新闻大肆宣传，在巡铺房，向警予用流利的法语质问法官：“这是中国的土地，你们有什么权利来审问中国的革命者？你们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都忘记了吗？你们法国人不是鼓吹自由、平等、博爱吗？不是说信仰自由吗？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干涉我们的自由呢？”法官被问得哑口无言。

法国领事听后也对她们产生了敬佩之情。认为政治犯不该引渡，然而法国殖民当局与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毕竟串通一气，随即撤换了领事，并将向警予交给国民党桂系军阀。

国民党用了很多招数，都不能从向警予口中得到党的任何机密，由于她是工人们非常敬爱的领袖，在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反动派们就决定选择在“五一”这个工人阶级的节日，杀害向警予，妄图杀一儆百。

5月1日清晨，向警予起得很早。她穿上一件油绿色的旗袍，在晨光中迎窗而立。过了一会儿，她回过头来轻轻地问同伴：“五一国际劳动节，记得吗？”同伴们点点头。她又默默地望着窗外，纪念着这个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斗节日。这位为中国劳动妇女、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奋斗的共产主义战士，每逢“五一”节心情都很不平静。突然牢房门打开了，一群匪徒走进来，大声吼叫“向警予！”向警予整了整衣服，昂然走出了牢房。

武汉全城被宣布戒严，一切店面全都被迫关上门。在去刑场的路上，许多警察和宪兵严密的警戒着，但人们仍然像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形成了悲壮的送别场面。向警予被压到余记里后空坪刑场，她环视了一下周围悲愤的群众，想向大家做最后的告别，随即含笑就义，年仅33岁。

当天深夜，老工人陈春和冒着生命危险，把向警予的遗体背上小船，掩埋在汉阳龟山下，古琴台对面的六角亭边。

6

向警予就义时，赵一曼正远在莫斯科。就在一个月前，她刚刚与陈达邦结婚，这是赵一曼一生中最灿烂美好的日子。她并不知道她的“引路人”牺牲的消息。然而，对革命事业的追求、对民族的热爱，让她同样走上了一条赴汤蹈火的道路。

1928年年末，组织考虑国内急需妇女干部，决定让赵一曼提前回国，接受新的任务 。那时，赵一曼已经怀了身孕，根据她的特殊情况，完全可以向组织提出暂不回国的请求，体贴妻子的陈达邦也对她说：“等生了孩子后，我们一起回去。”但赵一曼不同意，她说：“我们要服从党的决定，孩子可以回国生，宁可自己困难，也要服从分配。”陈达邦无言反驳，为了革命，夫妻俩依依惜别。从此，二人天各一方，再未相见。

回国后的赵一曼先后在宜昌、上海、江西等地，从事秘密工作，为了不因照顾孩子而使工作受到影响，赵一曼将儿子宁儿，送到武汉陈达邦的堂哥家里，然后就硬着心肠流着泪，离开了向她扑过来的孩子，这是她与自己儿子，所见的最后一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她被调到东北，进行抗日斗争。赵一曼受过良好的军事训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能文能武、胆量过人。她腰里常别着匣子枪，带领模范队，青年义勇军与敌人作战。

一天，一队日本兵到珠河县铁北关一带“讨伐”，赵一曼得知情况后，决定打伏击，她把队伍带到敌人必经的山路旁，埋伏在树丛中。当敌人大摇大摆地走进伏击圈时，赵一曼大喊一声：“打！”快枪、土炮一起开火，敌军官顿时落马，敌人乱坐一团，游击队员勇猛杀敌，一举消灭十多个鬼子，缴获20多支枪，取得全胜。

从此，赵一曼的名声在群众中更为响亮，先是在珠河根据地，后在整个哈东游击区都流传着赵一曼白马双枪英勇杀敌的故事，群众都称赞她是“英姿飒爽、目光炯炯、威严如铁、文武双全的女指挥”。

1935年11月15日黎明，500多日伪军向赵一曼所在的春秋岭左撇子沟驻地围攻，赵一曼和王惠同指挥部队，顶住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但敌众我寡。

所以赵一曼和王惠同决定突围，突围就需要有留下掩护的，谁都知道留下来意味着什么，赵一曼坚决要求自己带一个班留下来掩护部队。

王惠同不同意说：“你是女同志，你先冲出去。”赵一曼说：“你就知道我是女人，我是战士，不要在多说了。”王惠同知道赵一曼的脾气，只好就带着部队突围，赵一曼在掩护作战中左臂中弹，把最后一个手榴弹投出去后，就滚到一个沟里，躲过了敌人。醒来之后，先是与负伤的几位战友会和，但几天之后，还是被一个汉奸发现了，赵一曼再次陷入敌人的包围，这一次，她的左腿负伤，终于不幸被捕。

赵一曼被押解到哈尔滨，面对敌人审讯，她痛斥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的暴行，负责审讯的日本特务恼羞成怒，用竹签从她的指甲缝中钉进去，用钢针刺她的伤口。并残忍地给赵一漫灌汽油、辣椒水，用烧红的烙铁烫她的胸部。

各种酷刑使赵一曼一次次昏死过去，日军为得到口供，把她送进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监视治疗，并在病床前加急审问，但赵一曼依然坚不吐实，在暴怒的日寇面前，赵一曼平静的说：“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员的信仰。”

1936年8月2日清晨，赵一曼被敌人押到她战斗曾过的珠河县枪杀，时年31岁。临刑前，赵一曼曾向押送的宪兵要来纸笔，饱含深情地写下一个母亲留给儿子的遗言。

而8年前，向警予牺牲时，也在狱中拿出两个孩子的照片，放到唇边亲吻。

两位中华民族的杰出女性私募和股票的区别，为追求民族自由和民族解放，付出了鲜血和生命。她们的英名将长留青史，永远激励后人。